李侠

“剪刀一剪,浆糊一粘,大名一签,长长一篇。许多论文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谈到高校教育现状,一位大学教授向记者念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事实上,有关中国大学存在的“怪现象”早就是教育界关注的话题,而近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批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造假”事件,则再度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浮躁风气”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采访到多名在国外著名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他们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看到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的一个发言:为什么我国近几十年来未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界的急功近利和浮躁风气。对于朱院士开出的诊断,笔者只能有限赞同。如果追问一句:教育界为何急功近利、浮躁风气?恐怕问题就复杂了许多。

大学“浮躁风”是各国普遍现象

  坦率地讲,中国缺少出大师的土壤和环境。当下学界的生态环境已经到危险边缘。这主要表现在教育与科研两个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逆向分布,由此导致学术生态环境的危机。想必每个在高校学习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高校里,行政系统比教学系统具有更大的资源分配权,高校行政化日益严重。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对此,《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采访到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刘慧华教授。刘慧华教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是复旦授予的第一位国际关系学博士,后赴美留学,现在哈佛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刘慧华教授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大学存在的浮躁现象在其他许多国家都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大师应该出自教师系统,完全不可能出自行政系统。而应该出现大师的系统,却得不到资源与环境的有力支持。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借个人的天赋与努力还有可能取得成功,在科技高速发达的今天,仅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建功立业,已不再可能。得不到资源与环境的有力支持下,大师的萌芽,只能流产或者夭折。

美国学校教育的最大困扰是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在文化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上,一直有相互分离、相互抵触、相互对立的现象。十年前,有人称美国的学校是“战争地带”,在这一地带,美国学校和美国社会文化之间持续不断进行着战争,折射到高等院校中就是大学中存在的浮躁现象。例如,美国教授也会让学生们帮助做专题研究,特别是在实验室类的学科中,学生给教授“打工”的情况更是不稀奇。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是年薪6.8万美元,其中私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可达到13万美元,公立大学教授有的为9.8万美元。然而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都要靠本人去想法解决,这包括用大量的时间去申请项目、筹集资金,自己从事研究或实验的时间自然会减少。刘教授说,即使在哈佛医学院这样资金非常充裕的地方,作为一名终身教授的工资也是从自己申请的项目中领取。如果讲3个月的课,学校就发3个月的工资,如果不讲课而去做实验,工资就只能从项目基金中领取了。所以,美国的教授都面临很大压力。如果面临升级问题,同样会有出书或发表论文的压力,而且论文要发表在知名杂志或刊物上。

  看看目前我国高校的定位:副部级、地厅级等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分法。这也导致高校系统成为准行政化的部门,由此发展的结果就是日益远离学术。在学术行政化的趋使下,谈何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性?再者,在经济社会中,任何人都是理性人,他本能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从事行政,比从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性,为何不追求行政放弃学术呢?更何况,科研事业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完全有可能一生都无法取得成果。在高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教师是大多数,却是高校里的弱势群体。力量与人数多少没有关系,只与权力有关。正是这种大环境,使得中国缺乏大师生长的原始制度动力。

就教师用研究生干活的问题,记者还采访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现就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资深学者。这位学者认为,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是学校里存在的一种潜规则,在世界各大院校普遍存在。在文科学生中可能并不多见,但在理科生中十分普遍。学生帮教师做实验,然后与教师一起署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有的教师可能会将学生的名字排在前面,有的则将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一般来说,如果单单是学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此外,科技资源的分配,也存在弊端。除去权力配置以外,精英们占去了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真正能够留给普通科研人员的,非常少。与此同时,一些海外高校的华人,也纷纷加入竞争之列,使得争夺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里外夹击之下,急功近利,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此环境之下,又如何指望大师的诞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但总体来说,由于美国大学制度严格、管理规范,靠造假冒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比如发表论文,先有两名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然后还有一个月的公示期,众目睽睽之下,要想蒙混过关很难。此外,随时都在履行监督责任的高校各级委员会也有助于减少浮躁学风。

大学“怪现象”之一:拼凑抄袭,造假浮夸

威尼斯人注册,根据切身的体会和观察,刘慧华教授认为,现在国内的教育功利性强,这样的环境是不容易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刘教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现在国内不少高校要求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一年内要拿到若干个项目,发表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及获得一定级别的奖励。这些指标与津贴、级别挂钩,完不成任务津贴等级会自动下降。在这种气氛与压力之下,有人将半成品论文拿出来充数,有人将一篇长文分解为几篇短文,搭车署名、相互挂名,甚至是抄袭篡改。像众多心系国内的学者一样,刘教授对此也深感忧虑。

针对近两个月来,哈佛大学数学教授丘成桐与北大之间的辩论,刘教授认为“目前应该认真思考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深刻意义”,既要看到中美两国制度上的差异、物质待遇和实际困难,同时也要看到教育体制和学术风气是否出现偏差。做假、抄袭不完全是浮躁问题,还有一个整体道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求速效”、“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现象,学者也会有“用知识去换钱”的市场化行为。在这个大背景下,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另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成教授则指出,要求所有高校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审查很难。因为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高校领导也需要科研成果和著名学者撑门面。在这样的前提下,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成教授认为:“说到底,教育浮躁的背后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国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黄禹锡事件。韩国政府从上到下全力支持科技创新,这种赶超愿望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在全社会浮躁的心态下,行政干预和社会的迫切愿望给韩国研究人员施加的压力很大,造假往往是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

大学“怪现象”之二: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德国海德堡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教授告诉记者,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在和国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谈起中国中学生的数理化能力,很多国际著名学者都会赞不绝口,但国际数理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中国却为数不多。中国在数学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和硬件设备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人不多,“身边的很多人都急于出成果,甚至有不少人为取得博士学位,愿意付出100万元。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引进海外人才时把兼职硬说成全职。为争院士落户,高校不惜开出天价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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