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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爆发的新疆打砸抢烧事件,让正在紧张地校点《二十四史》的历史学家朱雷很忧心,事件让他去新疆的计划受阻。朱老说,维族是中唐时期到吐鲁番的,千年交流融合,关系情同鱼水。暴乱分子破环民族团结,是开历史的倒车。
7月14日骄阳如火,约好去先生家采访。他的客厅被改造成书房,书柜旁摆有梯子,供先生找书之用。真真是汗牛充栋,无墙面可安空调,先生就这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披沙拣金。朱老连忙给记者开电扇,言谈正酣,朱老突面露“慌张”,正色道“竟忘了备茶,实在不该!”老先生敬事后食、怀瑾握瑜之德,令人敬慕。
人物介绍
朱雷,1937年生,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历时10余年协助唐长孺教授完成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录文本及第四卷图录本整理、编辑和定稿工作,以及点校《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国家修订工程。
家中有座图书馆 问:您领衔点校《二十四史》的国家工程,进行得怎样了?
朱:去年底分了工,今年开始做。我们主要负责北四史。
问:您的老师唐长孺点校的《二十四史》被史学界公认“最好”,您接过老师的枪,有压力吗?
朱:坦率来说古籍的整理是一个专门的学问,而且要经过系统的训练。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点校)感到非常的荣幸,不能因为我们重新点校就把先生的好东西给弄丢了,要做好不能丢丑,这是最主要的。
古时候,史书国家印刷,不追求利润,也不在乎钱,质量有保证。放久了,因老鼠啃了,虫蛀了,或因战争人为原因残了,古代也做了很多修缮工作。每补一次就有一次出错的机会。1961年开始,国家第一次对《二十四史》全面校勘、标点,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重视。开始还不是很精密,各做各的,有些体例不统一,标点的错误难免,后在“文革”时候也受到“左”的影响,反对烦琐考证,运用考古发现的资料方面还做得不够,所以说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必要再校。
问: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谈到做研究都会感叹没有钱,您做这样一个大工程,缺钱吗?
朱:我还没有觉得缺钱,我这一屋子全是常用书,还有好多放在地下室,基本够用了。
问:您家分明就是一个图书馆,工资差不多都买书了吧?
朱:也有国内外学者送的,很多书是有钱买不到的。当然,我买书没有家人支持是不行的。长期做研究工作,对书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邻居家曾被小偷光顾了,我就说,家中挂个条子,上面写着:什么都可以拿,就是不要拿我的书。我爱人开玩笑说她也写个条子:除了书值钱,其他的什么都不值钱。
以前没有钱,家人开玩笑,说我们做研究,一张纸,一支笔,一支烟,一杯茶就可以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富了,关心知识分子,工资给的多些,还给一些科研经费。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委,也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也有科研经费。我们现在是投入多产出少,如今出的书谁看啊,一般都堆在图书馆,刚出版就可在旧书店买到减价新书。像我的老师唐长孺先生,像陈寅恪先生,抗日战争时候,多困难啊,经费是很少的,人家还不是作出了成果。我觉得有钱好,生活安定一些。但过分强调缺钱,发牢骚啊,不好。
出土文书极珍贵 问:学界评价,您的文风最接近乃师唐长孺先生。
朱:不能这么讲,大家各有风格。我跟着“资产阶级专家”的尾巴跑,时间长一点,是在批判斗争中成长的。
问:您参加了“斗争”?
朱:参加,但没有批判过唐先生和其他老先生。那个时候,是点名发言,躲不过的。我总最后一个说,故意说得很快、很含糊,被批的人也知道我是无可奈何。因没和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限,政治上过不了关,无论我怎么积极工作,就是入不了党。我把唐先生教给我的历史考证用在定案上头,还为人洗刷了冤屈呢。
问:现在的年轻人都有偶像,您有偶像吗?
朱:我们也不讲粉丝。在学术上和做人上当然有崇敬的,像陈寅恪、唐长孺,还有季羡林、任继愈等,他们是我们的老师。这些先生做学问扎实,人好,很能吃苦。1975年4月底,我随唐长孺先生赴新疆,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发现文书的古墓。在南疆的库车,“机耕道”路况极差,坐在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唐先生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先生被迫返回北京诊治,我就留下来,去吐鲁番地区文保所,清理、拼合、抄录文书及墓志。
问:清理、拼合,这好像是考古人员做的事情。
朱:是的。我不是搞考古的,下墓穴时,沙往下掉,内心还是很受挑战,怕它会垮掉,担心被埋在里面了。墓穴里不光是骨头,没腐烂的尸体有的眼睛被老鼠吃掉的,也怕,但不去又不行。吐鲁番出土文书,有符帖、审理案件的卷宗,授官授勋、行旅过所、收支账历等官府文书;也有老百姓的书信、借据、买卖的契约等等,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对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非常珍贵。有的文书直接随葬,如功德录、契约等,加上气候炎热干燥,墓室内形成天然无菌环境,随葬品历经千年而没腐烂,文书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有的文书被裁剪成给死者穿戴的靴子、帽、腰带、枕等,故多已残损,需要拼合……当时只想多收集资料,恶心也就顾不上了,右手点烟,左手翻动尸体。到晚上做噩梦,梦见去掏死人的嘴巴。
问:在新疆工作的那段生活给您怎样的回忆?
朱:那个年代新疆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我曾8次胃出血。那里的维民很热情,对我们很照顾,新烤的饼第一个给我们吃。我在新疆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今年暑假准备去新疆的,因为7·5事件,朋友建议我晚一点去。刚和新疆的朋友通过电话,现在新疆很稳定。关键时刻,那么多维族朋友自发地站出来,保护、营救汉族兄弟,可见,党的民族政策在新疆推行这么多年,很有实效。
  盛唐气度大开放
问:现在,影视剧啊,包括一些电视讲坛,都在讲史。唐史被讲的也很多,历史俨然成了一门显学了。
朱:按说,历史成显学,我们搞历史的应该高兴的。现在的国学,不是我们二三十年代讲的国学,不懂版本、不懂校勘,不懂考据。当时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后来的任继愈、季羡林,这些学者都是有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基础的,写出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找不出他们的硬伤。现在是普世化、大众化、庸俗化的,没有真实的反映历史,使读者不能真实地了解历史。
问:这可能与当下社会比较浮躁有关。
朱:这不是一般的浮躁。做学问的人要把持住,不要不懂装懂,这是很危险的。人的学问有高低,悟性有高低,但是基本的真实不能改变。
问:一些学者《百家讲坛》说唐,如蒙曼说武则天,孟宪实说唐太宗,您关注没有?
朱:我看过一些。
问:孟宪实先生在《百家讲坛》讲《以人为本》一章中提到一本医书——《名堂图》,说唐太宗看了这本书以后,很动感情地说:人的五脏六腑全长在后背上,而唐朝的刑法却有杖背这一条。他因此下诏不许再杖背,只能打大腿。这些细节还是让人耳目一新。
朱:真正尊重人,现在才开始重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那样做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唐太宗杀了兄弟李建成、李元吉,逼父亲退位,政治上是不讲“人本”的。
历史的发展有善也有恶。隋炀帝暴政出现后,农民不堪承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把隋朝推翻了。老百姓杀红了眼,见隋朝官员就杀。《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在唐初,人们是不敢做官的,怕被杀掉,唐代就要鼓励人们来做官。吸取前朝教训,皇帝施行一些减轻赋税徭役的政策,是统治阶级需要,唐朝当时的政策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问:现在人们都称华人为唐人,说到唐所有华人的腰板似乎都挺一些,怎么看盛唐景象?
朱: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讲,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强烈冲击的时期,民族的对立慢慢地就通过融合,将各个民族的优点大量吸收了,才有了唐代的开放。唐崇尚道教,但也兼容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当时日本人都可以在朝廷为官,甚至皇帝的卫队都有蕃将,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问:您觉得盛唐的气度对当下的社会有怎样的借鉴。
朱:不要害怕开放。唐代正是因为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很强大,很自信,才不会害怕开放。
比如在陕西有一条水叫做库川,北边是匈奴人的一支——稽胡,南边是汉人,曾经互相仇杀,民族矛盾尖锐。佛教传入之后大家都信,还一起捐钱造像,通过做佛事就逐渐走到一起了。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讲究结缘,和好了,结为“香火”(香火就是兄弟的意思)。为了纪念,当地人就将这条水改为香火川,就是兄弟川(稽胡语里,叫兄弟为库。从出土造像碑落款姓氏里,可以看出有汉族、氐族、羌族。没有共同的文化心理是不能实现融合的。保留民族本身特点,通过民族融合来促进互相的理解和了解来达到更高级的融合,不仅仅是唐,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本网讯(通讯员李永生)我校史学大师唐长孺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近日入选首届“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原载:楚天都市报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评审历时一年半,最终从1949年至2010年间出版的2万5千种古籍整理图书中评出了91种精品。这些精品代表目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体现了数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也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标杆。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0册、图文本4册,是唐长孺率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对新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近万枚纸质文书进行系统科学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曾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整理工作历时十余年,不仅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公诸于世,而且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文书整理规范与方法,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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