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12月19日晚7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邀请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来到南校区信远二区106会议室作了一场“自由与道德——康德在伦理学领域的革命”学术报告,黄裕生以其精湛的哲学分析技艺和深厚的哲学素养,为西电师生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

  ■
我喜欢把交大闵行校区称之为“南洋园”。在我心中,这是最适合科学研究或哲学探索的地方。

威尼斯人注册 1

  ■
在我看来,人的最重要生命本质活动之一,即是“解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活动,解释是人的自由的话语或符号活动。

威尼斯人注册 2

  ■
如果你问:什么是正确的哲学或什么是好的哲学,那么,就可能会陷入迷雾之中,或永远迷失方向。你可以尝试问:什么是适合我的哲学?什么是我喜欢的哲学?一切哲学的思考,皆有自己的意义,因为没有价值的哲学,早就在人类的思想传递中消失。

黄裕生教授将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伦理学与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伦理学作了区分,这就将他的论题置于古今之争的视野之下,而他也不讳言,认为古今之争的深层原因在于,构建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

  ■
哲学之思,即理性之思,智慧之思,从经验意义上说,它是“后思考”,即是对所有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问题的反思性思考,是关于对象与事物本性的反思性思考,是对人的生存价值或人的幸福生活的反思性思考。

在黄裕生教授看来,古希腊伦理学是从对“真”的考察转向对“好”的追问,即从真理问题转向善的问题,因为在古典希腊时代,如何定义“真之是”与如何生活得好紧密相关;同时,古希腊哲学给我们提供的还是一个目的论的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一个对一系列目的进行追问的哲学体系,而最终的目的是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要服从于某一种目的,由此,谁理解了最终目的,谁就掌握了领导力、权力,其他人都必须服从于他,而既然最终目的是神,因此统治权自然是来自于外在的神,这就是由目的论导致的君权神授观念。所以古典伦理学强调人之所以服从,是由一个来自于人之外的他者、超越者决定的,而这就是权力的根源。另外,从柏拉图角度来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格老孔对正义的界定,指出如果从个人出发来考察正义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对正义的消解,所以个体不能成为讨论正义问题或伦理学问题的出发点,只能从集体出发讨论正义或伦理学问题。

  ■ 作为一个哲学的思考者,就必须找到自己的独立的哲学创新方向。

由以上分析可知,古典伦理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就是:集体优先原则;责任优先原则;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人之外的超越者原则。

威尼斯人注册 3

黄裕生教授认为,康德对古典伦理学进行了突破,这种突破集中体现于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上。

在弗莱堡大学哲学学院

首先,康德把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定义为知性,而在康德看来,知性只是理性诸种能力之一,理性最终的能力则是突破知性的认知能力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即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意志并非是如康德之前所共同认为的那样,是非理性的,对康德来说,自由意志恰恰是最理性的,是最高理性。

  哲学之乐与交大人的哲学热情

威尼斯人注册,紧接着,黄裕生教授对通常理解的自由观念进行了澄清,一般认为,自由即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即任性,也就是一种完全受外在之物即人的生理欲望所支配的行为方式,而如果受生理欲望这种外在之物所支配,就是受因果律的支配,一个人如果只受因果律的支配,正是不自由的表现。

  我喜欢把交大闵行校区称之为“南洋园”。在我心中,这是最适合科学研究或哲学探索的地方。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我都喜欢漫步在南洋园的东区,这里,一片宁静安祥。楼房、道路、树木、花草、流水、小桥、护栏,境界朗润,人与车,并不密集。远看红色的典雅的楼房,近看绿树青草小花;放眼望小河水静静流淌,波光荡漾,细端祥笔直的路面,无限开放。这一切,让人如同漫行在欧美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校园。特别要提及的是,“道路的名字”,总能让我们亲切地想象交大历史上的“文化英雄”。南洋园,让我感到自由、快适、美丽。

而康德的意志自由概念,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它否定了一切诱惑物,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强力,这是意志自由消极的一面,或称消极自由;而自由意志的积极能力,则是能够从自己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给自己颁布法则的能力,这即是意志自由的积极一面,或称积极自由。

  说到哲学,尽管交大历史上有不少哲人,但是,当前的哲学学科格局,与交大的优势学科相比,的确有点不尽如意。不过,这并不影响交大人对哲学的热爱,所以,我很享受给本科生讲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情景。只要你讲得好,交大学生是不吝惜掌声的。他们希望哲学系能开出更多的哲学课,所以,学生们多次在我面前抱怨,“交大可选修的哲学课程太少了!”我总是安慰他们说,“交大是名校,我们会引进一些名教授和来自哲学故乡的哲学博士,让他们给你们讲地道的哲学。”但是,引进人才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我充分感受到了交大学生对哲学的热情,事实上,哲学,确实能给人带来快乐。且不说,希腊哲学传统,近代西方哲学,与数学和物理学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不懂得数学和物理学,就无法在“理论哲学”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或者说,很难学好“理论哲学”。单说“实践哲学”,它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我们交大是有实践哲学传统的。蔡元培先生留学德国时,主攻教育和哲学,在实践哲学(伦理学)方面很有成就;唐文治校长致力于实践哲学(儒家伦理学)研究,也很有成就。如此说来,交大的实践哲学研究,能够让我们追求实践哲学的至善目标。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论证实践理性是存在的,也即是说,自由意志是存在的,康德用反证法来证明这个问题,即假设自由意志不存在,则我们不可能有任何道德秩序,以及在这种道德秩序之下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但我们明明就一直生活在一定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组织、政治体制之下,因此,自由意志必然是存在的。

  我特别感到荣耀的是,交大1926届机械工程系毕业生吴寿彭先生,在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翻译方面卓有成就,乃一代名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等名著的汉译,就是出自他之手。其哲学译著,典雅优美,其思想语言韵致,为人称之道,可谓千秋功德,我喜欢把他算作“交大的希腊哲学研究传统”。也许,很多同学不知道校史上有这位贤哲。如今,交大又诚聘著名华裔哲学家高宣扬教授和成中英教授在哲学系任教,他们都是著作等身、名扬海内的哲学大家。他们两人,一主导外国哲学研究,一主导中国哲学研究,一中一西,并引领国内外名校毕业的年轻博士在此任教和研究,因此,我对“交大哲学的明天”充满了期待。

另外,黄裕生教授还从现象学角度对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作了进一步的拓展证明。中世纪基督教将历史引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把历史当作是理解我们自己和世界的一个维度;而历史进入人的存在,其关键是时间性,时间性表明,我们是自己打开未来的,我们是有希望的,时间性预示了人的可能性,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是开放的,即对过去和未来的理解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不仅未来是未完成的,而且过去的历史也不是已经完成了的状态,因为历史需要不断地去重写,每一代人对过去的历史都要站在自己的时代立场上去重写历史,重新理解历史,这就意味着过去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种时间性恰恰就为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提供了基础,也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包括对过去和未来的行动的决定性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在时间性中展开各种可能的维度。

  具体说来,“哲学之乐”,既可乐在“理论哲学”研究之上,又可乐在“实践哲学”的研究上。“理论哲学”,让哲学与数学、物理学、逻辑以及科学技术关系密切。交大人在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和工程技术上卓有成就,自然,为“理论哲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海德格尔极力区分哲学与科学,但是,近代哲学大家笛卡尔、莱布尼茨,乃科学大师和哲学宗师,哲学与科学相关,是不争的事实。在德国名校的哲学系,讲席教授一半的职位,必定留给出身数理学的哲学教授。为此,我常有聆听科学技术课程之冲动,只是因为工作与年龄,让我难有闲遐。哲学之乐,于我而言,就是“乐”在实践哲学的领悟与重建之上。中国文化有太强的实践哲学传统,所以,与西方实践哲学也极有姻缘。实践哲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灵。实践哲学,让我们在体验与反思之中,时时能够感受“哲学之乐”。

而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能力是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的,即我有这个能力,我所面对的其他人也都有这种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尊重其他人按照自由意志选择自己行动的那种能力。这一点就决定了人的行为的界限。所以,从自由意志出发,首先要求人们要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

  哲学之思与解释学的道路

康德实践哲学的一个目的是通过确立道德法则而将人的行为普遍化,而人的行为普遍化之后不会相互反对,而是形成和谐的秩序,如此,这一行为准则就是正当的。一个人的行为选择,不能与他的自身相矛盾,如“不能偷盗”这样一条诫命,如果大家都不去遵守,其结果必然是你偷我我偷你形成循环,形成循环的偷盗行为就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其实从内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东西被偷,否定当别人偷了他的东西时,他就不会再去偷其他人的东西,不会有将因他人的偷盗而对自己产生的损失弥补回来的意图。所以康德的自由意志的最高道德律令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酥的“你要想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样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

  可能有朋友会问,你到底研究哪路哲学?一言难尽。从“哲学分支”而言,我主要致力于伦理学与美学研究;从“哲学流派”而言,我主要致力于哲学解释学研究;从“民族哲学传统”而言,我最有兴趣于希腊哲学、德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因为高宣扬教授之故,我近几年喜欢上了法国哲学;从“哲学问题”而言,我有兴趣于意志问题、平等问题、生存问题和正义问题;从“哲学家”而言,我有兴趣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从“哲学经典”而言,我最有兴趣于《国家篇》与《法律篇》、《周易》和《道德经》。

由此,就得到如下三个基本法则:一,绝对的责任法则:每一个人在选择行动的理由时,不能反对他人选择的自由。二,绝对的权利法则: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按其意志去行可普遍化的行为,只要他不妨碍其他人也按同样的原则行动。责任原则同时是一条权利法则。在康德那里,责任与权利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之两面。这就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种行动的空间。由这一点,黄裕生教授指出,康德的伦理学不仅仅是义务伦理学,因为他还提出了权利的法则。三,人是目的的法则:人的自由存在就是其目的。人是自由的——人是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仅仅把人当作手段或工具。黄裕生教授指出,由以上三条法则可知,人具有绝对性,人是一个由绝对责任、绝对权利和绝对目的综合构成的一个自由的存在者,而这一切端赖于人的自由意志。

  我的口头禅是:“思想高于一切”,因此,特别重视哲学之思。当然,思出新意,思及深度,决不简单,它是哲学工作者毕生实践的目标。我经常给学生说,“哲学就是要培养你无限提问并能理性解释存在的能力。”如果你能就一个哲学论题,提出上百个小问题,然后,把这些小问题自由地组合在逻辑证明系统之中,这就是“哲学的解释”。当一篇哲学论文,或一部哲学著作,能够解决几十个密切相关的小问题时,这篇哲学论文或哲学著作,一定是富有哲学之思的佳作。所以,我总希望自己的论述,既清晰严谨,又深刻稳重,但是,在我这里,这一思想目标总难以实现,永难有满意之时。

进一步而言,从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引出如下五条原则:第一,个体本位原则。第二,个体优先于共同体、集体的原则。第三,权利优先于服从的原则。第四,主权在民的原则。第五,强力本身不具有任何合法性的原则。

  我把自己哲学努力的方向,定为“解释学”,构思并写作了六部解释学著作,组成了“解释学论集”,即《解释学原则》、《本文解释学》、《创作解释学》、《诗学解释学》、《美善和谐论》、《文艺美学论》。其中,四部著作经多次修订,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系统出版。在我看来,人的最重要生命本质活动之一,即是“解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活动,解释是人的自由的话语或符号活动。人离不开解释,解释就是人的天命。人通过解释获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权力,显示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意志与自由智慧。我的解释学,立足于美与善的考察,立足于对象与文本关系的建构,将对象性解释活动与生存性体验活动的秘密,重新置于理性的阳光照耀之下,并试图重新认知和确证普世的价值原则。

这五条原则,每一条都与古典伦理学相对立,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在伦理学领域内确实进行了一场革命,其意义并不亚于他在认识论领域内所掀起的“哥白尼革命”。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