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三位美国学者“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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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学科众多,教授们的擅长和兴趣各异,所以,社会服务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展开。

消息一出,中国网友坐不住了:说到减贫的成就,谁能比得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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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家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也是经济学具有问题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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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舆论开放,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应该说已经有较大的空间,使我们能够自由思想、针砭时弊和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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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消除制度性的弊端,摒弃由来已久的陋习,变革那些被权力保护起来的强势,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的精神。

图片来源:微博网友评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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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大学的功能里有一条:社会服务。这里,社会服务是狭义的,与人才培养、创造知识(科学研究)、文化引领并列。大学教授们是社会服务的主体。大学里学科众多,教授们的擅长和兴趣各异,所以,社会服务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展开。

但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奖51年来,获奖者多来自欧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经济学家“颗粒无收”。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除了做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外,以在各种媒体对公共话题发表观点的方式,履行社会服务的责任。经济学家写专栏文章或时评政论,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呐喊”。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经济学家乐此不疲,为媒体写这类文章。事实上,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家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不难发现,在媒体的这些文章中,与经济活动、经济现象有关的占有较大比重,这是经济学具有问题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

为何华人一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还远吗?

  大师也在呐喊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如何缔造?

  一项有价值的经济学研究,是从观察现象开始的,直觉比较好的经济学家能够辨别哪些现象中有“戏”,哪些没“戏”,进而对有“戏”的现象进行理论实证,提出一个假说,即科学问题,再对下一步的经验实证作出假设,即给出边界条件,然后通过选择模型、确定变量,并被可重复的经验(通常是数据)所验证后,得出假说是否成立的结论。当然,也有很多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这里仍然需要对现象或事实做更深入的观察,同时再运用其他分析工具或研究结论,来充实、完善前人的研究。如果说这些是创造新知识的“阳春白雪”的工作,那么,直接针对经济现象或其他社会现象,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常识和方法进行专业的分析和通俗的评说,就是直面大众、直面社会的“下里巴人”的工作。其实,二者并无高下之分。不信,我们介绍几位经济学诺奖大师的工作。

已故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领域均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他是《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文章既深刻又风趣,鞭辟入里地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对大众、对社会、对政府产生了广泛的、建设性的影响。他还根据其他学者的经验实证结果,大胆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

然而,有分析称,中国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包含了太多超出纯经济范畴的因素。国际经济学界目前难以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位成功的先驱者。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富有独创性思维者之一,他常常把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与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为此,贝克尔摘取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与此同时,他大量撰写专栏文章,历时19年,在《商业周刊》上每周发表一篇与他上述研究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时评。

但对于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越容易获奖。例如,2012年获奖的美国学者罗斯和沙普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有效解释了价格失灵情况下的市场配对现象。

  当然,经济学家关心公共话题,与他用什么形式表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只不过专栏文章是一种比较方便、常见的形式。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观点,几乎包括了他关于如何改进公共政策的所有著名建议。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共同撰写的《自由选择》,则用更加具体、更加通俗的方式考察并分析了与这些建议有关的现实问题,如著名的教育券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单一所得税等。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建议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都远比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所在;第二,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思想创造者和政治职位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是为个体和家庭利益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对社会最贫困的成员尤其如此。由此,不难发现弗里德曼对各种公共问题和普通大众的关切和情怀。

换言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腾飞,并非用一项理论就能完全阐释清楚。

  呐喊是我的业余爱好

华人缺席 也有经济学奖自己的“锅”?

  当同事们和我谈起报刊上的那些文章时,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写时评和随笔是我的业余爱好。人的业余爱好会在儿时的不经意间养成。我于1960年开始在交大子弟小学念书,打那时起,就有了读报的习惯。由于父亲在交大从事党务工作,每天下班都带回几份报纸,像《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等。我一做完功课,就和父亲一起读报,读到不懂的地方,就会问问父亲。记得在那时,哪位同学语文好,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他(她)的作文。一位语文老师曾和我母亲说,不能多读陈宪的作文了,他会骄傲。以前说一个人骄傲,是最常见的批评。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写文章的习惯,得益于儿时的读报,也得益于交大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和语文课。

或许有人会问,经济学的领域如此广泛,包括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为何一直难以实现“零的突破”?

  1972年末,我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铁路派出所工作。当时,每个铁路局都办一份小报,发送到各基层单位。由于可以阅读的报刊极其有限,所以,每周一份的铁道报,成为铁路职工的精神食粮。我发现上面偶尔也发学习体会或“大批判”文章。于是,我就开始投稿。然而,那时发一篇这样的“豆腐干”文章实属不易,编辑会把作者叫到他办公室,字斟句酌,直改到他认为滴水不漏为止。尽管比较难,我还是在不长的时间发了好几篇文章,并因此被“发现”,调到路局公安处机关工作。

这可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特性”有关。

  上大学后,我也给报刊投过稿,但几乎都石沉大海。我想,这里有我的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舆论封闭。殊不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主流报刊的时评政论,一般就是社论或评论员文章,而且,这样的文章大多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胡福明先生1977年秋投稿的文章,被认为触及了当时的重大课题,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以个人名义发表,而是经过多人多轮修改,标题最后由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先生改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评审具有“滞后性”

  变化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但首先不是发生在主流报刊上,而是当时有了一些非主流的报刊,它们开始刊登评论文章。我198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时,给《经济学周报》投过两三篇稿子,基本上都发表了。不过,那些文章并不是典型的评论,而是不伦不类的理论文章。坚冰的打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报道称,负责评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担心“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正因如此,历年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接近67岁。

  90年代初,我回到上海,经常在一些会议上接触到媒体的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陆续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时主要在理论版发,以后各报都专设了评论的栏目,就比较多地发表评论文章了。由此也反映出评论的地位在悄然变化。时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家报纸的特色,就是由它的评论和专版决定的,而新闻本身都是大同小异的。1998年4月,我的个人专栏“透视两难选择”在《解放日报》面世了。这个专栏历时近5年,共发了近30篇文章。专栏开篇的标题经时任理论版主编的周智强先生改为“跷跷板上看天下——谈生活中的两难选择”,真是妙笔生花,生动之至。以后当我把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时,没有任何犹豫,就用《跷跷板上看天下》做了书名。那是我的第一本集子,以后又陆续出了四本。前些日子,我又应《东方早报》的邀请,在那里开设了“陈说公道”的专栏,每周或两周发表一篇时评。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曾表示,目前的获奖者,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就在经济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那时的中国经济理论,并不像现在这么繁荣。

  呐喊推动着社会进步

此前,中国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
但大概不是我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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