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国内各个大学,通识教育(又或者博雅教育、人文教育)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不同大学也有不同大小的尝试和经验。10月29日下午,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华师大召开,探讨的主题是文学教育如何能介入通识教育。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汪晖、陈思和、汪涌豪、王晓明等知名学者之外,还有王安忆、韩少功、格非、毕飞宇、翟永明、孙甘露等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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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中山北路校区举行

“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现场

  今天的大学教育目的何在?如何在通识与专精、个人诗性与技术理性、博雅教育与职业训练的争执之间找回大学精神,培养社会需要的栋梁人才?10月29日,由我校教务处和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中山北路校区举行。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孙甘露、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格非、毕飞宇、王晓明、汪晖、陈思和、贺桂梅、汪咏豪、陈恒、袁筱一、雷启立、倪文尖、毛尖、朱康等作家学者出席会议,探讨“如何在通识教育框架下有效地开展文学教育”。

文学阅读有什么用?让你心中有别人

  论坛开幕式上,童世骏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并指出,党的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对我们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识教育的使命是为受教育者提供跨越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发挥着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近年来,华东师大以通识课程建设为抓手,不断深化通识教育各项工作,尤其注重发掘学校人文学科的建设优势,深入推进文学教育、美学教育等与通识教育的深度交融。希望本次会议能通过交流研讨,探讨并发挥文学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更大作用和更高价值。开幕式由教务处处长雷启立主持。

  阅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很多人会提出的问题,普遍的回答是:能帮助我们认知社会、扩大眼界、提高修养等等,也有人干脆说没有什么用,但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诸如此类。但在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看来,文学阅读或人文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他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个上他课的外系学生,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这个学生上课时从来都睡觉,不听课。但有一次,他睡醒了以后,发现格非正在讲《红楼梦》,他就听了一会儿,听了他问自己:《红楼梦》难道对治疗我的疾病有用吗?他回去就读《红楼梦》。当他的病治愈以后,他给格非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说他读了四遍《红楼梦》,还是读不懂。但当他有一天把《红楼梦》读懂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这是文学在过程当中帮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人。”格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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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这个故事,格非要表达的是,文学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当年说过很有名的话,他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觉得一个人要获得存在感,文学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真正的文学里面包含了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校党委书记童世骏致欢迎辞

  同时,格非还认为,文学阅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阅读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因为我们现在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会有无数的知识,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有无数的话语系统,来强迫我们,来奴役我们,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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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格非还特别提到,我们要追求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的“秘密的喜悦”,也就是读者发现了作者的意图和策略后的那种喜悦。他认为文学有两个传播途径,一种是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途径,另一种是秘密的,就是一种秘密的喜悦的途径。

教务处处长雷启立主持开幕式

  每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在格非看来,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者同样重要。他笑言,如果要在作者和读者间割舍掉一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创作放弃。“阅读的快乐是不能放弃的,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心灵。”

  会议围绕“Creativity: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Character: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Community: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三个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作家、学者就三个议题分别发表了不同维度的见解。三场专题研讨分别由孙甘露、王晓明、毛尖主持。

  而在另一位作家毕飞宇看来,文学阅读也远非只有“术”这一层面的作用。他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表达——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装满了我们自我。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读文学,你每天都从小说里面读到那么多人,你会发现你整个阅读和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和谁在一块呢?你和小说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块,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心中有了别人。”而当你心中有了别人之后,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大一点,你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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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特别强调文学阅读对于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很多理论家看来,今天已经不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只能在内部,以至于我们现在再看《星球大战》也没有惊奇感,因为外部世界不断消失,外部不断变成我们的内部。但汪晖认为,这样的说法也对也不对。“不对的原因就是外部总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无法抵达这个外部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外部了。所以那个大写的上帝,上帝死掉了,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到底那个外部是什么,外部也有,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规定性,和我们相匹配的规定性。想象力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我觉得是文学世界,文学想象,文学阅读当中特别重要的,培养年轻人有这样的创造力。所谓的人希望能够只死一次而不是浑浑噩噩,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是有创造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孙甘露主持“Creativity:文学写作与‘伟大的心灵’”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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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

王晓明主持“Character:通识教育与文学的位置”专题

  第二场论坛围绕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位置这一主题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童世骏教授认为,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他谈到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例子。罗蒂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学或哲学,他一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他认为文学能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而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罗蒂看来,读了文学作品以后,提高了对于陌生人也会痛苦的想象力,这样的感受,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毕飞宇谈到的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这一观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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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别举了电影《天下无贼》的例子。刘若英和刘德华这一对雌雄大盗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后来刘若英说不偷了。刘德华问刘若英,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怎么就不偷了。刘若英就跟他讲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在童世骏看来,这样一种叙事其实是一种论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宗教性的,那种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一个古老的传统,其实是每人内心的情感使得我们能正常生活的基本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你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你看他不是一个论证,它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当然哲学家可以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毛尖主持“Community:教学空间与阅读的技艺”专题

  汪晖教授特别提到,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的构思基本上来自于师范教育,历史上以师范学院为基础的师范教育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因为师范从孩子抓起,同时要让他成为社会里面的成员,不仅是公民,从政治的角度、国家的角度界定的,是有基本的素养,而且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共通的基础。”他谈到,西方思想家韦伯说过现代性最核心的矛盾之一是专家文化和大众之间的疏离,而通识教育就是希望沟通专家,是克服现代社会自身的专家化——社会专家说的话谁也不懂——带来的主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认为,我们要重视师范学院当年形成的传统和经验,比如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基本三年都有作品课,这是跟一般大学教育不一样的。

  韩少功、王安忆、翟永明、格非、毕飞宇通过个人经历的分享,阐述了文学阅读对于作家的双重功能:对于身为创作者的他们来说,广泛的阅读是文学写作的土壤;而作为读者,他们则可以通过文学审美重塑品格、提升道德,这是文学育人的作用,同时也是通识教育的作用。

威尼斯人官网,  汪晖特别提到,中国现代的人文教育有别于西方,中国人文教育诞生之初,就有一个先天的局限性,随着专业分化、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原先通科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为了要和自然知识对抗,就必须要强调自己是和物理、数学、化学是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学科地位。因此,文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是通识教育,也不再是一般的人文教育,而变成专业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样的局限性之中,而在清华任教的汪晖对此深有体会:“我在清华大学才知道怎么被工科宰制,为什么你们说的东西我们不能插话,我们说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乱说,类似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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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样的专业化也会造成我们对自己生存世界的理解有局限性,同时今天的文学对于世界的总体理解也变得越来越有局限性。汪晖特别提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当年是全景性地描述这个世界,而通过文学把握整个世界这样的可能性在今天越来越困难。“在当代的文学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变的越来越小,我们看一个作品,基本上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作品的生活世界,这个状况在19世纪是不存在的。19世纪文学都是要去研究作家自己生活之外的,比如巴尔扎克要研究葛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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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北京大学的贺桂梅教授也谈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是西方的产物,而本质上文学教育是一种平民教育。“在19世纪的欧洲最早出现的文学其实是底层人开始读的,是工人、妇女这些平民,他们有闲暇,当时的文学教育就是针对这样的底层人。包括梁启超搞的小说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文学要接触的群体是平民和大众社会的主体。其实现代的教育大概就是一个国民文学教育,可能跟古代的士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平民化、大众化可能就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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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也是通识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他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给中文系以外的学生讲授当代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困惑:面对这些不搞文学研究以后可能也不会从事文学相关职业的人,按照原来在中文系上课的那套固定思路,教他们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有哪些社团,这些知识对他们有必要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思和意识到,所谓的通识教育核心就是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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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所说的人文教育不是针对知识性的问题,不是针对生活性的问题,而是针对你的灵魂,针对你的心灵。人文教育是跟人的人性成长的过程,它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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