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而从一所私立大学进入复旦大学的。这虽然已是53年以前的事了,但在复旦的百年历程中却已处于前一个50年的尾声。所以,我所切身感受到的复旦精神是否在复旦建校之初就已形成,实在不敢遽下定论。然而,一种精神绝不会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必然有一个从发端、演进到兴盛的过程,我从1952年以来所体会到的复旦精神恐怕正是原就存在的复旦精神的发扬光大。  复旦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如要加以表达,真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我在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一点———踏实而求新的学风———谈谈我的感受。我所引以为证的只是以中文系为主体的中文学科的情况,但我相信复旦的其他学科同样如此。  所谓踏实,不但是要扎实地掌握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已有的、必须的知识,而且要扎实地学习和理解本学科与相关学科已经出现的新的、必须的理论和学说。因为复旦精神的基本点,绝不只是继承前人已有的成就,而是要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和超越———求新。可以说,永远追求学术上的与时俱进、绝不相信学术有打上句号的一天,乃是在学术领域的复旦精神的本质体现。所以,求新乃是目的,踏实则既是研究者得以进入求新阶段的先决条件,又是求新得以有所成就、不付诸于游谈无根的必须保证。  以上世纪50年代以来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间最长的朱东润先生来说,他的学术道路就具有这样的特色。他在青年时期先师从唐文治先生学古文,认真而刻苦;其后到英国去留学,学习现代的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同样认真而刻苦。回国以后,先是教英文,其后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当时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草创时期,他只能先开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论著目录,然后一部一部地加以钻研。他的同事曾为他担心:这要什么时候才能研究出个头绪来呀!然而,朱先生硬是用铁杵磨成针的工夫,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具有体系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而且由于是以现代的文学理论为指导的,其学术见解的富于创造性更令人惊叹。例如,梁代萧纲、萧绎强调文学自身特征的文学思想,因其不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政治功能,从隋代以来就没有得到过肯定的评价,有的只是严厉的批判,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对其积极意义逐步有所认识。但朱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将二萧的文学思想赞为“直抉文艺之奥府”,与今天的新见一脉相通。  朱先生的这种学术特色,也见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文系其他几位名教授身上。在他们的协同努力下,对学生和青年教师也都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的。当时,无论对学生或青年教师,都要求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著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名著原书。不读原著而只看“名家”所写的时髦之作是被大家所诽笑的。与此同时,大力提倡独立思考,开阔视野,注重创新;反对人云亦云而缺乏真知灼见的学风。在这方面,教授们是以身作则的。蒋天枢先生、朱东润先生等从来就不写学术大批判的文章和其他的应景文字。至于贾植芳先生在学术上坚持原则、置个人祸福于不顾的精神,更是后生的楷模。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正是在文艺理论上坚持创新,希望与他的同道一起摆脱束缚文艺创作的条条框框。在这种踏实与求新的学风的引导下,中文系的教授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半期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也培养了许多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尽管从60年代后半期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传统又恢复了。  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教师也已基本退休,“文革”以后才入大学的教师共同在支撑着复旦的中文系。而他们的学风仍然是踏实与求新。他们所追求的是对学术前辈(包括自己的老师)的超越,要发前人之所未发,因为他们理解,学术是只有在不断的前进中才有生命和活力的。所以,他们从不抱残守阙,也从不慨叹今不如昔。他们只是抱着求新的信念,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进。而更其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以踏实与求新的学风培养自己的学生。举例言之,中文系正在为本科学生开设古代经典导读课程,要他们阅读中国古代的文史名著原书;并与校内的兄弟单位创建了新的二级学科“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要打破长期以来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割裂开来研究的格局,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审察,那有可能把中国文学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境界。

“彩笔宏文称一代,高风亮节足千秋”,苏步青教授生前的这句评价在12月5日下午举行的“纪念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这个原计划在百人左右的小范围会议,因为要求参加者越来越多,其规模也随之扩大,会议室也越搬越大———400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朱先生道德文章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威尼斯人官网,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和书法家。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生前曾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他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学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同时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复旦大学副校长桂永浩教授致词说,朱东润先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70余年,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追求真理,在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桃李满天下,培养的三代学生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还记得自己当学生那会儿,已80多岁、身为中文系主任的朱先生经常晚上打着手电到学生宿舍和大家聊天,而如今,自己当系主任了,倒反而和学生很疏远,值得反思。他说:“朱先生在一次学术报告上,讲人物传记,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是值得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可见朱先生对自己传记作品的自信程度。朱先生还一直强调:要学好外语,要有世界眼光。希望我们汲取世界的文化成果,也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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