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人官网,10年前,一部由复旦大学著名学者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颠覆性的编纂理念横空出世,即刻引发热烈而广泛的关注。但图书出版不久,主编者即主动表示书中仍有不少不当与不足之处亟待改进,将在此基础上推出新著。十载春秋,在充分尊重主编者个人意愿的前提下,这部几经修订的大著已于今年9月下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再次推出。新版图书更名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分上中下三卷,全书篇幅由原有的110万字增至150万字。《新著》继续把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来描述,相比旧著虽提出这一理念,但在不少地方有所偏离的缺憾而言,《新著》比较好地将其贯穿全书,对许多作家和作品作了新的评价与解读,包括一些长期被文学史所忽视的重要作家。比如说,明末诗人王彥泓,因以艳体诗为代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学界轻视,1996版《中国文学史》也并未提及,此次在《新著》中将其补充进去,正是看到了他的作品在表现人性方面的突出意义。“实际上,王彥泓的诗不仅在明末,而且在20世纪的前20年乃至五四以后都十分流行,冰心、钱锺书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也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诗之美可与波德莱尔诗歌之美相通。”
《新著》把文学在形式上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这是1996版《中国文学史》所忽略的。关于这一点,章培恒表示,这是基于主编者本身对形式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形式对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形式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内容,而形式是指包含体裁、风格、气韵等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形式。例如,在《新著》中卷论李贺的有关章节中谈到,“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在他诗中以空前尖锐和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一个敏感的青年所必然具有的对于美(包括美丽的异性)的强烈追求又常使他的这种压抑感与之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形态。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其诗呈现出一种凄艳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诸如此类,《新著》是根据这样的对于形式的理解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
《新著》还着重探讨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以及1996版《中国文学史》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而是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具体而言,上古指先秦,中世指秦汉至南宋末期,近世在中国北方指金末元初至1900年,在南方则指元统一后至1900年。更强调的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机械地以朝代划分。同时,在近世文学的嬗变期中集中展示了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此外,《新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在考证方面也有新的发现和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都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新著》则考证其为从建安至南朝的长期演变的产物。因此,可以说,这部关于文学史的著述在认识的更新中完善和提升。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即风靡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如今,两人再度联手主编了《中国文学史新著》,近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推出。11月27日,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复旦大学汇聚一堂,对此书进行研讨座谈。《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部极富特色与创意的文学史著作。全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做了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它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比较明晰地显示了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这部文学史新著明确提出了要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角度,来探求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它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体系,并由此奠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章培恒先生患病住院,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边打着点滴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170余万字中,经过他修改或重写的大约有120万字,他还撰写了许多章节的论述,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理念贯穿其中。与会者认为,章培恒先生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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