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人官网,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章先生的,现在已不可考。本科的时候我对于他并不算了解,只是偶尔听老师或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提起。当时我想,一个人能让诸多老师和学生对其肃然起敬,其为人学问必有不同流俗处。也许正出于这一点小小的意念,促成我在中文系读完硕士后主动打报告申请攻读章先生的博士。古籍所常常会被误以为是中文系的一个研究室,不仅外系的人这么认为,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也是这么想当然的,有时候连老师都会弄糊涂,我读博士前两年,中文系和古籍所都有我的名字,每次注册要跑两个地方,最后一年才纠正过来。其实从规格上来讲,复旦古籍所是独立的(当然彼此交流很密切),由章先生于1985年创办,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古籍所业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和中文系的古代文学部分优势互补,组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不过对于本科生而言,古籍未免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一个师兄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读研千万不要读古籍所,太苦太累,找工作也难。”他顿了顿,又说:“即使导师是章培恒先生也不要考。”当时听着似懂非懂,但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进了古籍所,来到了章先生的门下。在中文系读硕士的时候曾经选修过章培恒先生和骆玉明老师合开的一门课,是关于古今文学演变的。章先生讲前半部分,骆老师讲后半部分。章先生个子小小,形态不扬,说话带有沉重的绍兴口音,并不好懂,但奇怪的是,他的语调似乎带有一种天然的节奏,能够吸引大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有“气场”。每次他一说话,哪怕声音很是低沉,但全场都会顿时变得肃静。中文系学生向来自由散漫,但在章先生上课时,却少有这种现象,不认真听讲者或者有之,但当场捣乱者从未发现。虽然章先生向来是鼓励学生大胆发言的,但也不知怎地,学生们都有点怕他,发言并不踊跃。这也难怪,别说是我们,听说连中文系和古籍所的不少老师都有点怕他的。所以章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敬畏。有次我在上楼时碰见他,张嘴想喊他,又不知道怎么称呼,左闪右晃,竟慌得几乎摔倒。但这些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大家之所以对先生发自内心的敬佩,根本原因在于其讲课的内容,他的知识渊博,从先秦到明清,乃至近现代,几乎都有涉猎,他讲课从不用底稿,但却逻辑性极强,如快刀斩乱麻,三下两除二就将一个个繁杂的问题理得清清楚楚,常常在最原始的考据中生发出独到的创见,让人惊讶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这门课我最后拿了优,这对平时不认真上课的我来说并不多见。也许因为听了章先生的课,就会人突然产生一种责任感吧,不把文章写好,自己心里首先就过不去。章先生常常会给人这种力量。硕士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已经提交了直升章先生门下的报告,正在等待回复。一天在复旦的大门口碰到先生,见他颤巍巍地走过了,咳嗽得很厉害。我走上前想要扶他,但终是不敢,只是很笨拙地自我介绍了一下,表达了想入门的愿望。我忐忑地问,听说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话刚出我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哪有这么问候人家身体的,更何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过章先生却没有生气,还带了点幽默感地纠正道,不是不太好,是很不好。顿了顿,又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会考虑,但现在我的身体很差,常年在医院里住着,你跟了我恐怕也很难学到东西,你自己要想清楚。我忙说我平时会认真自学的。他又咳了两声,说道,再看看吧,如果我身体有所好转,就可以带你,如果身体恶化,那就只好抱歉了。说完他背转身去,说,我到校部去一下。留下我在原地怔怔地想了很久。后来我终于如愿与偿,成为章先生的弟子了。但一来因为他身体不好,二来也由于我性格内向,我跟章先生的见面机会并不多。博士第一个学期,已经过了四个多月,我居然没有去找过他一次,而章先生也似乎把我忘了。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再拖下去我博士就白念了,于是赶紧主动联系先生。先生听说我要来,就约我下午见面,我本以为师徒俩的第一次见面肯定是拉拉家常的温馨场面,所以也没什么准备,就浑身轻松地去了。谁想到他一见我,屁股还没坐稳,劈头盖脸就问,你既然研究文学,那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文学?语气颇为严肃,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脑子里翻江倒海,在琢磨章先生到底是什么意图。说实话对于什么是文学,我还是颇看过几本文学理论著作的,所以我就试着背了几个经典教材上的答案,一看他脸上流露出不满意的神色,我就立刻换另一种说法。就这样我连着换了四五个答案,从曹丕说到韦勒克,但章先生的表情却越来越严峻,他打断我的话说,我问你什么是文学,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想知道一下你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文学的流派很多种,文学研究的理论也有很多种,你用哪一种方法去研究,我并不想干涉,只要认真去做,都会有所成就。但你现在东拉西扯,逻辑混乱,全无主见,满足于各种理论的死记硬背,这样做学问,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我当时被说得冷汗直冒,入门前就听说章先生的弟子是复旦读文学的学生中最辛苦的,现在看来果然。章先生见我十分尴尬,慢慢把语气放缓了,说:“研究文学,没有理论功底是不行的,我看你对西方理论很有兴趣,那你不妨认真学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将来以此来做研究,也未必不是一条新路,从明天开始,我让谈蓓芳老师带你学习西方文论,你学完后再来找我。”于是在接下去的大半年里,我跟章先生几乎没什么见面的机会,而是躲在古籍所的小会议室里跟谈老师学习西方文论。谈老师其时刚从美国游学归来,对西方文论也很有兴趣,我们年龄相差也不算很大,面对她远比面对章先生压力小,所以我倒是也很乐意。就这样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我们从超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海阔天空地神侃,有时候也忙里偷闲,谈谈我们共同喜欢的电影。日子过得慢悠悠的,简直有些快活不知时日过的感觉了。但是归根到底,我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兴趣并不是很大,当时读古代文学,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本科毕业时,觉得自己古代文学方面的知识十分欠缺,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意识,就选读了古代文学。我当时的想法,反正自己对当代文学很有兴趣,即使读了古代也不会放弃当代,这样就可两全其美。我当时甚至存在着一种颇具野心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复旦学生中最为博学之人。现在看来,这种想法非常幼稚,但其时却颇为认真地实践。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每天的日常功课就是泡图书馆,广涉各种典籍,历史、哲学、文字学,也不管有无兴趣,反正通通都囫囵吞枣,能装多少算多少。可惜不是自己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我本非记忆良好之人,许多知识从脑中经过,也就如淙淙流水,轻轻地拂过苔藓,不留下多少痕迹。时过境迁,如今深夜独坐,回想往昔,看看现在,也只有抚膝轻叹而已。但是我对读书的这种全身心投入并未持续多久,到读博士的阶段,我开始检讨自己的兴趣,最终得出结论,我读古代文学,是完全选错了方向。试想一个一看到竖版书头就发晕的人,他又怎么可能会把研究古籍当作一生的事业呢。再从思维上讲,我生性懒惰,读书往往限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境界,缺乏持久的生挖细掘的毅力。我热爱写作,耽于幻想,自认文字的感觉尚可,但在理论的阐发方面,却是毫无所长,即使勉强写一些评论,也常常被讥为像是散文,而非论文。我越这样认真地琢磨自己,越是觉得前途茫茫,不知身在何方。章先生执掌古籍所多年,作为他的弟子,对于古籍的研究应该是基本功,而我也许连这些基本功都很欠缺。虽说只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总是能补回来的,可我偏偏又缺乏这方面的心思。我最初有留在高校的想法,本来多少有点羡慕老师的清闲,觉得平时教教学生,写写小说,就算拿钱少点也是高兴的。但其时我却开始明白,像我这样的个性,待在学校里也是误人误己。世态苍茫,诚然无所捉摸,可也只能囚居其中,我也许只能坦然面对外界的喧嚣红尘。刚进古籍所的时候,我还有点纳闷,说起来章先生的著作并不多,早年一部《洪昇年谱》,中间一部《献疑集》,后面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其主要代表作了,跟一些大学教授动辄著作等身的情况大相径庭。但学术的成就并不是用数量来堆积的。章先生师蒋天枢先生,此公一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为人忆起还是因为晚年整理陈寅恪先生文集的缘故,但在学术圈内却有很好的口碑。而陈寅恪先生本人,著作也是寥寥。因此我想章先生的严于律己,大概也受到了师辈的影响。他有一次跟我们聊起国内研究《文心雕龙》的现状,叹息道,那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出来的论文简直没几篇可以看的!很是伤感。他自己写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带着问题去研究,论点明确,不作空论,而在论证的过程中更是逻辑清晰,如抽丝剥茧,层层推进,直达本质。《献疑集》中的有些文章,读起来可能有些枯燥,其观点也未必全为学术界所认同,但章先生所显示出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精神却是大家都很敬佩的。而章先生在培养学生时,也特别注重学术基本功的训练。架子搭不好,练一辈子也是无用之才,他大概是这个思路。他参与主编的一些重点古籍,如《全明诗》、《古本小说辑成》、《近代小说大系》、《中国禁书大观》、《新编明人年谱丛刊》,都注意辑佚补缺,为学术研究提供方便。所里新进来的研究生,不管是什么专业,一般都要先上古籍整理的课,把古籍一本本地点校过去,而我在中文系读硕士时,就没有这种规定,每次到图书馆,我只是信马由缰,在漫无边际的古籍海洋中神游。  但章先生也绝非只讲考据,在文学观念的开拓上同样为人称道。当年他跟骆玉明老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次以人性为中心解剖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一时之间洛阳纸贵,顿时成为沪上最畅销的学术书。九六、九七年的时候,连复旦理科生见面也时常会互相询问看了《中国文学史》没有,可见其影响之大。一本纯粹的文学教材,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这跟人们厌倦了沉腐的文学理念有关,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教材的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以后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因此说章先生编的这套文学史为同类作品的划时代之作,也许并不过分。但是章先生本人却并不满意,他觉得此书光谈人性,却忽视了跟文学密切相关的人的情感,以及对应的文学形式。因此打算以此为主线,重新写一本新的《文学史》。此消息发布后,一时舆论大哗,不少媒体发表评论,指出章先生此举纯属为了骗钱。当时许多评论预测章先生很快就会推出新的文学史,趁着余热大赚一把。然而事与愿违,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直到2007年才正式推出。十年磨一剑,考虑到晚年他的身体状况,章先生完全是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在写作。这本书推出后屡获大奖,体现了章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突出的创新意识和极其鲜明的个体烙印,特别是近世文学部分,由于涉及到与新文学的对接关系,章先生十分慎重,在病榻上数易其稿,反复修改,不到自己满意,绝不轻易推出,其中如“市民意识的兴起”,“个人本位观念的发展”等论述,严家炎先生以为代表了当今近世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据悉,最近日本和韩国都在翻译此书,日本的第一卷已出版,成为建国以来首部被译介的国内大型文学史著作。一晃十几年过去,我们若再回顾当时的争论,便会觉得一些媒体的评价过于草率,而忽视了学者的良知。章先生近年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中国古今文学的演变。他一贯认为如今研究界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研究方法是很有问题的,有些问题需要打通来研究才能得到较为清晰的解答。对于这一点我个人尤有兴趣,所以我最早拟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今诗歌的演变。我写过十多年的现代诗,对于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潮比较熟悉,读博时还不务正业与同学合作出版了一本《中国新诗》,而在古代文学中,我涉猎最多的也是古代诗词,所以我感觉自己应该能胜任这个命题。但将想法向章先生汇报后,他沉吟了一下说:“写论文不能光凭自己的兴趣,古今诗歌演变这个题目范围太大,你可能做不来,我建议你不若另找一个较小的专题来研究,这样对基础性知识的要求会低一些。”后来他结合我个人的兴趣,帮我确定的方向是研究清代戏曲小说家李渔。对于这个题目,我自己倒也是蛮为喜欢的。李渔可谓是中国古代最富奇才的文人之一,他的天性、禀赋,都是那么令人着迷。而且对于李渔,由于读硕士时跟当时的导师江巨荣教授一起点校过《闲情偶寄》,也通读了他的全集,对他的生平、作品有相当的了解,若以此为题作论文,当不至有缘木求鱼之叹。另一方面,李渔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极富现代气质的作家,西方学界对其一直很有兴趣,我跟谈老师学的那些西方文论的知识,此时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学术界存在两种类型的老师,一种是发扬型的,就是对学生的优点进行引导,让他随着自己的兴趣去发展学术。另一种是纠错型的,就是指出学生治学的不足和缺陷,让他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章先生可谓兼而有之,但可能由于性格的关系,给人的感觉更偏向于后者。前面说到,不少学生,甚至年轻老师,看到他都会有些紧张,因为章先生对学术的态度很严肃,容不得学生有任何一点的骄傲和自满。我同届一位师兄其时已然是教授了,但每次上课,先生对他并不另眼相看,该批评还是批评,我们这些后辈在边上看着,心中真是七上八下,想学问这种东西真是无边无际,钻得越深,也许越发觉自己的浅薄。然而先生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而且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学生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心服口服的,甚至有时候还希望他多批评一些,好明白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就我自己而言,我虽然早知天资有限,不足成器,但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章先生对我的批评一直如影随形,提醒我不断反躬自省,不敢稍有放纵。我最初每次跟章先生谈话前,到他门口都不敢进去,总要踱来踱去好几遍,先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才敢敲门,而敲门的时候手指甚至在发抖。但是几度徘徊中,我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却大有改善,我收敛起自己的粗疏和随意,一心钻进古籍的世界中,倒也慢慢琢磨出许多乐趣。  章先生在学问上是如此严厉,但在生活中却很和气。我们上完课后,他经常会无缘无故拉我们出去大吃一顿,吃饭时候自己很少动筷子,却一个劲催学生多吃些。可能由于大家太敬畏他的缘故,开始都不大敢跟他接近,但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放松了。他年轻时酒量很好,晚年身体不好,逐渐戒了,但仍喜欢看我们后辈喝。有时候他自己忍不住酒香的诱惑,便拿酒瓶盖装一点白酒,放在餐位前,酒虫动了就闻一闻。在酒桌上我们比较放松随意,常常还会跟先生开些玩笑。先生自己也喜欢跟我们讲一些他经历过的趣闻轶事,有时候大家还没被逗笑,他自己倒乐得笑弯了腰。先生本身的趣事也不少,比如他有一个很奇特的风格,每次他请学术名宿来作报告时,总是听着听着就闭上眼睛,许久不动,完全睡着了的样子。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时,我们都大为惊讶,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可以睡觉呢!以前曾看到南大一位教授的回忆文章,说章先生去当南大一位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在介绍中对其弟子的论文提了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搞得其他评委都有些不好意思,独有章先生若无其事,不理不问,居然好像完全睡过去了。但当导师的话语甫一完毕,章先生也立刻苏醒,宣布答辩开始。其实后来我们琢磨起来,先生并非真的睡着,这只不过他独特的一种休息方式而已,每次当教授们作完报告后,章先生概述其演讲内容,总是逻辑清晰、重点突出,而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却好像他在做梦时听到似的,想想还真是有些神奇。近年经济与商业勃兴,传统师道尊严渐失,不仅弟子不成其为弟子,一些老师也似乎并不把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故而章先生这一代人常常被看作是恪守斯文古礼的最后一代。已故的复旦中文系许道明教授曾经回忆道,章先生师从蒋天枢先生,不仅传其学问衣钵,而其尊师风范也一并继承,据说一天章先生随蒋先生外出办事,归途中遇大雨,遍地清湿,章先生穿的是皮鞋,蒋先生穿的却是家常布鞋,容易进水。章先生建议背蒋先生进门,遭到拒绝后,章先生便把自己的皮鞋脱下,穿着白袜跟在蒋先生身后直奔寓所。章先生对于自己的老师非常尊重,对学生也很爱护。古籍所最初几年招生很少,因为只有章先生自己带学生,后来他的第一批学生纷纷成长为教授、博导,所里的学生就多起来了,照讲这时候章先生可以卸些担子了,但他不顾年事已高且身体衰弱,仍然坚持给一些二十出头的师弟师妹上课,不仅给博士生上课,给硕士生也上。现在全国各大高校中,像章先生这种身份又这般年纪的教授,亲自给学生上课的恐怕是少之又少,我想他是不愿自己一手创立的古籍研究所后继乏人吧。薪火相传,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跟这些徒孙辈的学生一起上课,先生自己是否也感受到更多年轻的朝气呢?我记得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一天,吃完饭后先生对参加答辩的其他几位先生说,各位慢走,我就不送了,我下午还有课。一问是给一群硕士生上的大课。当时看着章先生头上的白发,心中顿时非常不舍。章先生一直很喜欢武侠小说,他是大陆金庸热的开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就写过一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当时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金庸武侠小说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他也几次跟我们说他很想退休后认真写一部武侠。但他是复旦的终身教授,没有退休一说,所以这个心愿也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他以所为家,以学问为家,学生就如同他的孩子,离开了古籍所他似乎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他平时很少回家,打家里电话多半没人接,我听说他连大年三十都是待在所里工作的。真正做到以学问为自己的栖息之所,这需要怎样的境界呢,我不能知。章先生是绍兴人,他的性格也颇有些类似于鲁迅,爱憎分明。他批评人的方式总是直言不讳,不委婉隐瞒,这既是出于他的身份,也缘于他的性格。刚接触时会觉得实在过于严厉了些,让人很下不了台。但事后大家都知道先生是对事不对人的,过了就好。而他自己对于严肃的学术批评,也很乐于接受,《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其实就吸收了不少学术界同仁的有益的建议。他性格刚烈,有侠义之风,这点应该是受贾植芳先生影响较大,文革时也因此而受牵连,时至今日仍然会偶起干戈,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使他改变性格。即使到了晚年,他对于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也仍然时作雷鸣之声,并不因可能引发争议而故作慈眉善目状。章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极不喜欢繁文缛节。关于这一点,流传着许多经典的段子。有传说他每年过年都要东藏西躲,找个清静之地写作,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应付那些前来拜年的人。就连我们这些在校学生,平时也养成习惯,过年过节不怎么去烦扰他,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哪有学生过年不给导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的,后来问了学长,他们说,章先生不喜欢这些形式,于是也慢慢习惯了。章先生学生众多,有些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一向不怎么接受学生的礼物,而对于在校的学生,要求更是严格。有一年春节临近,放假前我们同门三人合起来给章先生买了件毛背心,其实也就几百块钱,而且师兄师姐都是有工作的人,但章先生坚决不收。我们急中生智,上课时偷偷把毛衣放在角落里,想以此方式强塞给他。上完课我们就回家过年,心里早把这事给忘了。但第二年开春上课,章先生一见我们就把那件毛衣拿出来,让我们退回去。我们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悻悻然地收回来。章先生为人大致如此,乃至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保持了一贯的作风,他的遗愿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宁可学生对自己的回忆保留在其著作中。现在想来,章先生对于我这个学生,体现了很大的信任度和宽容度。我在他的学生中,无论聪明程度、勤奋程度、专心程度,恐怕都不属于上乘,但也许是年纪较小的缘故,他对我相对宽松一些,师兄师姐还常以此取笑我。见第一面虽然遭了当头棒喝,但此后他很少严厉批评我,大概觉得我也有可取之处,我的博士论文一拖再拖,原来两年半修成了三年,但他不怒反喜,认为我有耐心多把论文磨一磨是好事,还在答辩仪式上表扬了我。在他的鼓励下,博士三年我都拿到了奖学金,其中第二年拿到的“赵景深奖学金”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因为是以学术名宿赵景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平时我少去找他,他也很少过问我在干什么,一般的师兄师姐都上许多课以拓展知识面,但我除了必修课,没有多选过一门课,甚至章先生给其他年级的同学开课,我也从未跑去旁听,平时我除了看些现当代的小说或者西方的文艺理论,其他时间都躲在宿舍或图书馆里自己琢磨李渔,天长日久,自感有些走火入魔时,才去找章先生帮忙释疑。章先生外表严厉,个性鲜明,他对李渔的看法,跟我也颇有不同,但他从不要求我的观点要跟他一致,只要言之成理,他更喜欢让学生自己去求证。而在生活中,他也有意无意地对我予以照顾,博士二年级时我曾当过一段他的学生助手,帮忙翻检资料,但他其实只让我到图书馆查过两次资料,后面却结结实实付了半年的勤工俭学费给我,我想他只是想找个名头给学生一点资助吧。博士论文答辩时正值“非典”,大家不便出去聚餐,他让我跟师姐去买点东西回来吃,还有些天真地说,你们两个年轻人去买,应该比你师兄更懂得挑好吃的吧。当时心里听着暖洋洋的,答辩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2003年10月,我回复旦参加博士毕业典礼,按例想请先生吃顿便饭。师兄师姐跟我说原来先生不想参加,说反正同届毕业的其余几位学生都在上海,见面机会也多,没必要浪费钱,同时,他的工作也很忙。后来听说我来了,才改口答应,因为我是远客,见着一次少一次。吃过晚饭,先生提出,要回请我们喝夜宵。那天晚上我很是惆怅,虽然平日我对复旦多有腹诽,但到离别季节,才发现我的爱恨早已跟复旦纠结在一起,斥之不去。先生对我不留上海,不留高校,言谈间是有些遗憾的,我跟他解释说是父母的意思,他便释然。他得知我后天就走,带着歉意地说明天要接待客人,恐怕没法再见我了。翌日晚上,我跟沪上旧友欢聚,因为马上就要离开,正是离情满腹。到接近零点的时候,先生忽然打电话来,他先是抱歉地问我休息了没有,我说没有,正在跟朋友们聚呢。他很遗憾地说,那就算了,本来我今天的事情完了,想再约你出来喝杯咖啡的,语气仍是一贯地平淡从容。我当时心情激动,紧握话筒,语音略带哽咽,但我却没想到,这竟是我跟章先生最后的分别。(作者系复旦古籍所2000级博士生)

7日凌晨,我从华山医院回到家里,竟毫无睡意,在灯下写了《章培恒先生》的纪念文章,写到三千字左右自觉体力不济,就打住了,但心中有话还是在翻腾,于是,再写下去吧,我想继续谈谈章先生对中文系的关怀和对我的帮助。章先生是在中文系主任的任上组建古籍所,这期间陆树伦老师意外车祸身亡,陆老师本来是协助章先生组建古籍所的合适人选,他去世后,章先生肩上的压力更重。那时发生很多人事纠纷,但我平时不关心这些事,只记得1985年,有一天章先生召开全系大会,宣布古籍所成立,并且宣布,凡加入古籍所的成员不再兼任中文系的工作,于是,他辞去中文系主任的职务,担任了古籍所所长。这以后,中文系与古籍所两家单位来往不多,但是章先生对贾植芳先生非常之好,古籍所有一些重要的活动,都邀请贾先生参加,在贾先生家里也经常看到章先生的身影。我那时住在市区,平时很少去学校里,上完课总是直接去贾先生家里坐坐,所以,到先生家里去的次数可能比去中文系多,换句话说,与章先生接触的机会,也许比与中文系老师要多。最记得有一年有一次,古籍所同事在贾先生家的客厅里大摆品酒会,十三种名酒一字排开,任你喝个畅快,章先生的好酒量,我也是在那次品酒会上见识的。不过,我总觉得章先生在那个时候情绪里有些苦闷,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渐渐的,他喝酒也开始有醉的时候,这样一晃就有很多年过去了。我是2001年开始勉为其难地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当时确实工作上存在着很多矛盾,我毫无经验。那个时候章先生就对我说了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引过的那句话,那句话以后,他还说了这么一种意思:你要让中文系不继续退步下去,就必须大力提携年轻人,但是你对年轻教师提携多了,就会得罪其他的人,因为利益就这么一点点。这是你要有思想准备的。他接下去还说了他当年做系主任的教训,他说当时反对他的人都说他讨好年轻人,但是,如果系主任只顾摆平眼前的矛盾,就不利于未来的发展。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我一向知道章先生对自己学生的提携关爱是出了名的,但我没有想到,他对于中文系青年教师那么关心和熟悉。我可以举一个很现成的例子。中文系邵毅平老师是楚辞专家蒋天枢先生的学生,不仅精通古代文学,还精通日本与韩国的语言文学,当时邵老师调入中文系,章先生直接与我说,全国古代文学最缺的是先秦文学,邵老师在这方面多受蒋先生的指点,应该鼓励他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于是我把邵老师安排在古代文学教研组。过了几年,章先生又对我说,他发现中文系比较文学整体情况比较弱,而邵老师近年著作的兴趣似乎在东亚文学的比较研究,可以让他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于是,我征得邵老师同意后请他去比较文学教研组,果然邵老师成为独当一面的东亚文学比较研究专家。这些事邵老师都不知情,是我事后告诉他的,说明章先生一直在关注着邵老师的工作和著作情况。我后来越来越感受到,章先生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文系,他爱之愈深,期望愈切,对中文系的关怀有一种古道热肠的侠义情怀。我们充分尊重了他这份拳拳之心,才能获得他满腔热情的支持。在中文系迎来裘锡圭先生团队和其他一系列引进工作中,他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引进刘晓南教授的过程中,他完全从支持中文语言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同意邀请刘教授到古籍所去工作,为复旦语言学引进了古代音韵学方面的重要人才。当王水照先生年满六十五岁时候,也是章先生及时提醒我说,以前学校有杰出教授制度,对于重要学术贡献的人文学者采用了不退休制度,他要我去找学校领导,能否让王水照教授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他还说,现在裘先生的引进为我们重新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去做做看。我马上汇报了学校领导,学校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人事方面启动了资深教授机制,为复旦人文学科保住了一批重要的领军人物。章培恒先生、裘锡圭先生、王水照先生,后来我们又引进了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张汉良先生,等等,这个高龄学术群是复旦中文各大学科的煌煌泰山,他们崇高的学术声望以及至今还在研究发展的学术成果,保障了复旦中文学科的前沿地位。现在章先生离我而去,但他的睿智和深谋远虑,将成为复旦人文学科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长时期内发生影响。复旦中文学科是由四家机构联合组成:中文系,语文所,古籍所,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研究中心。这四家机构,中文系历史悠久,去年刚过八五大庆;语文所由国家教委批准建立于1981年,是从50年代建立的语言研究室和中国文学研究室合并而成;古籍所正式建立于1985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建立于2005年。百年校庆的时候,中文系正好建系八十周年,我提出了用“中文学科”这个概念涵盖中文系等四家学术机构,共同发展中文一级学科的建议,章先生欣然接受,他领导的古籍所参与了中文学科的所有活动,并且为中文系八十周年的纪念册作序,王水照先生在庆典会上作了复旦中文学科由“三足鼎立”到“四维并举”的历史阐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枝节矛盾化为春风,复旦中文学科进入了“风调雨顺、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2011年6月8日于鱼焦了斋章培恒,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6年先后获得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称号。生前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2011年6月7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著有《洪昇年谱》、《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论文集《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主持《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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